“平庸者”的思想史
【资料图】
颜元是中国近世
学术史上的要角
任何一部讨论
明清思想转型的著作
都难以绕过他的名字
可是，多数读者虽耳闻其名
却很少留下特别深入的印象
而就当代史学的潮流来看
颜元处在不上不下的境地：
往上，其影响力无法与同时代的
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相比
往下
他也不是深受
晚近史家追捧
的“匹夫匹妇”
颜元虽似知名
（在“听闻”的意义上）
却又不怎么为人所知
（在“了解”的意义上）
20世纪
以来的
思想史、
学术史
研究
大都
倾向于强调
颜元思想的
突破性甚至
“现代性”
他的
气质论
习行论
以致用
为标准的
学术取向
被不同程度地拿来同
“实验主义”
“唯物主义”
“民主主义”
相比
乃至被视作
“礼教”批判
的先声
而全然并不顾
颜元本人就是
礼教的推动者
这些抽离，颜元时空所在的论点
无疑歪曲，乃至颠倒了他的本意
现代史家，深受
社会科学，影响
更关注：
物质性、
群体性、
结构性
的因素
倾向于低估个人在
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和同时代，多数儒者不同
颜元并非，出身书香门第
而是生长在
基层小吏和
农民家庭
自己亦曾
耕田劳作
日常所接触者
多以乡民为主
这种生活环境和经历
构成颜元一生事业的
底色
使其思想取向
流露出来一种
拙朴坚毅的农家风味
其长短之处皆在于此
晚近以来
明清思想史
与社会史的
研究视域
渐趋融合
“思想
是生活的
一种方式”
得以进入
公众视野
本书
从颜元的
生命体验、时代风潮、
乡里交游等多个角度
向读者展示了作为
正统思想的儒学
何以深入民间
作者认为：
若是想在
更广泛的
社会层面
了解思想
的历史
就绝不能
忽视颜元这样子的
“基层圣贤”的作用
他们
既通过引用“大传统”
推动中国文化的统一
也通过
自己的选择决定
经典和精英理念
进入社会的
渠道和方式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
思想的流向和力度
透过
“基层圣贤”这一中介
作者进一步阐释了
作为受教化群体的
阎闾小民
如何按照自己的想法
再次改写了正统思想
“平庸者”
的思想史：
如何可能
本书不是
一部颜元
或其思想
的传记
只是希望在学界
现有成果基础上
就一些自认
思考有得的专题
略做探讨与发挥
当然
在阅读、思考
和写作过程中
也产生了一些
贯穿性的想法
构成了将它们
结集到一起的
动机
首先
从今日我们理解的
“哲学”或“思想”的
角度看
颜元的观点并不深刻
其平日讲说的道理
大都是前人
已经说过的陈言
放在全国范围内
其影响力在当时
也非常有限
虽经李塨
奋力宣扬
也尚还是未逃脱
昙花一现的命运
到了第三代
就寂然无闻
若非从戴望
以来近代学人
的连续误读
颜元大概至多不过是在
博野、蠡县一带闻名的
“乡里”级别的“圣人”而已
既然如此
他是否还具有
思想史的
研究价值
我的看法是：
历史上绝大部分读书人
也都是如同颜元一样的
甚至是比他更为
“肤浅”的思想者
若
以原创性
与深刻性
作为标准
势必就要将他们排除
在思想史的论述之外
但是如此一来
思想史的议题，将日趋狭窄
有些重要现象，也很难解释：
少数人
头脑当中的思想风暴
怎样成为多数人心中
不问自明的“常识”？
反过来，为何
有些被后人认为
极其精彩的言论
却难以真正变为
当时公众的日常
纸面和实践
之间的落差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想要阐明
这些问题
我们的目光
不能仅仅
盯住少数
特出角色
如同珠穆朗玛峰
只有在青藏高原
才能出现
思想大师
既是对于其所在时代
平均思想海拔的超越
也无法
离开后者
这一根基
故若想在
更广泛的
社会层面
了解思想
的历史
我们就
绝不可忽视
颜元这样的
基层圣贤的
作用
他们既通过引用
“大传统”推动了
中国文化的统一
也通过自己的
选择决定了，经典和精英理念
进入社会的，渠道和运作方式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
思想的流向和力度
透过
“基层圣贤”这一中介
我们也更加容易觉察
作为被教化群体的阎闾小民
如何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
再次改写
这些思想
经过数次转手
许多的观念
已经远离了
其本来面貌
甚或已经与其
创造者的原意
南辕北辙
但它们的活力
也正来源于此
这几种力量
既和谐
又冲突
一起形塑了
基层社会的
思想面貌
也将中国打造成为
一个充满连续性的
异质共同体
呈现出既统一
又富有张力的
文化格局
但是
如果要把这些
并不深刻乃至
“平庸”的思想者
纳入考察范围
传统思想史的
方法是不够的
仅以颜元来说
他的观念直接
来自他的生命
和他这个人
融为一体
无法分为二事
这就需要
我们把作为
历史背景的
生活提到前台
将探索的触角从
理论、概念、命题
转向“活着”的人
将思想史
转化为融合
物质与观念、
理智与情感、
行动与心灵、
个体感受与群体价值
为一体的生活—文化史研究
为此，我引入王汎森教授的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概念
希望通过重建颜元的生活遭遇
寻索他面临的切己问题
进而展示
那些“陈词滥调”
对他的独特意义
显然，这意义
主要是实践性
而非思辨性的
换句话说
对颜元（及其
同类人）来说
思想是对生活中
所遇难题的解答
是我们究竟应该
如何活着的
指南和索引
观念想要
产生力量
必须转化
并且融入
生活本身
这个
不是通过，讲学或者著述
而要透过，我们整个身体
（心灵和肢体）才能达到
“道成肉身”
而也正是
这一点赋予了颜元
那平平常常的言说
以一种特殊的魅力
在这个层次上
道
既是旧的
也是新的
“旧”是因
它早已被
圣人发现
因而已成为
“常言俗语”
甚至面临着
被过度使用的风险
但这并未使其贬值
相反
它的内在价值
也恰好就体现
在其“平常性”中
对于颜元那个时代的人来说
如我们今日定义的“思想家”那般
一定要讲出与众不同的“新”观点
这一追求本身，就是可疑的
但道的确
也是“新”的
“新”
因每个人都必须
亲身实践和体会
才能窥见其面目
不同人的体会
不可相互替换
即便他们的
最终所得
完全相同
道之所以为“大”
就是因它
需要我们
不断地去
重新发现
并且通过
切身参与
加以确认
思想的意义
不只是，体现在它，如何被“说”出来
更重要也体现为它，如何被“做”出来
任何一个
见道者的观念
既是彼此相同
（因此
才能够印证
他们所得乃
天下“大道”）
而又独一无二
（各人得道
的下手之方
和趋近之路
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
因此，颜元
本不要说出
什么“新”意
本来无需
重述圣言
只因
异端破坏
鸠占鹊巢
此道湮灭
那才使他
要想说的“常”
理成为“新”知
在社会学意义上
这种认知也使得
“圣人”与“凡夫”
乃至“愚夫愚妇”
之间的差别
变得复杂了
对颜元和他身边许多同志来说
追求“成圣”，就是努力去做好
“愚夫愚妇”
当然
此中不是
没有差别：
原初意义上的
“愚夫愚妇”和
经过努力
才成就的
“愚夫愚妇”
完全是人生
的两个境界
后者只是“如愚”而已
不能理解为真的愚笨
圣人心中
其实
毫发分明
清清楚楚
但因道的样子
就是平平常常
绝不惺惺作态
践行大道
就是回到
这种表面看不到
耀眼光泽的状态
这使他变得厚实
这正如青原行思
有名的公案所说：
从参禅前的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到悟道后的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中间必须
经过一个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的辩证境界
因此
重要的并不是
要在日常生活
之外寻找真理
而是
通过向“普通人”的复归
同时超越“普通”的状态
其次
颜元的遭遇中可以看到
儒家思想的“强者”性格
对儒者实际生活
产生的多元影响
预先要声明
当然不是说：
“强者”是儒家思想性格的唯一特质
但儒学确实非常推崇“自强不息”
“强”的概念很早即就
进入儒者的思考范围
其中比较著名的
如《中庸》里的
“子路问强”章：
子曰：
南方之强与？
北方之强与？
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
南方之强
君子居之
衽金革
死而不厌
北方之强
强者居之
钱穆评价
颜元为“北方之强”
依据就在这段话中
至少
从表述上看
孔子在两种
不同的“强”之间
并未遽做出取舍
而是采取
持平态度
承认它们
各有所长
不过
儒家的“强者”性格
与南强北强无关
而是指儒家的
一个基本假定：
个人可以
并且只能
通过自身的
选择和努力
成为圣贤
仁远乎
我欲仁
斯仁至
关键在于
“吾欲”
之所向
成贤成圣
抑或
沦为小人
那权力都握
在自己手中
而并不由
旁人决定
这一原则历来
为儒者所坚守
颜元也不例外
它赋予了人性
以极度的尊严
无疑是儒家思想
最为伟大和光辉
的面向之一
但在另一方面
正是这种性格
使得一般儒者
对于
人性固有，因而也是
无可避免的软弱面向
很难予以
正面的了解与共情
更不要说给以抚慰
自孟子以来
向自身的软弱性低头
就被视为“自暴自弃”
遭人轻视
颜元
一生发愤
战战栗栗
衔胆栖冰
完美
诠释了儒家的
“强者”形象
但他不是没遭遇过
软弱感、无力感和
不安感的打击
虽然他通过
严格缜密的
修养
以及对儒家
价值体系的
高度认同
而将自己
从中拯救
但是他对，个中的滋味
无疑有着，深刻的体会
可是从个体
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
他似乎始终，未肯正视
这一个经历的独特意义
而只是
努力将其转化为构筑儒家
那普世性意义大厦的原料
——在其中，人性的弱点
不配享有任何积极的评价
问题在于
人的软弱性
绝不会因为
遭受压抑
而消失
生命将尽之时
颜元曾有一次
梦中失声
嚎啕痛哭
的经历
这一次在
无法自控
情境下的
失态
让我们触碰到
这个强者心中
那几乎已被人
（包括他自己）
遗忘了的脆弱
这脆弱需要的
其实是被看到、理解和抚慰
而不是被排斥、轻忽和压制
一般来说
明清时期的家庭生活
这种平抚心灵的功能
多由母性的角色承担
颜元自己也
并不是完全
没有承受过
类似的滋养
但他因无条件地认同
儒家思想的父权维度
在形成
自我认知的叙事活动当中
有意无意淡化了感情维度
对自己生命的重要性
——
他当然有感情
甚至还很浓烈
但他的“情”
始终为“礼”
所管控
——
也因此而被拖入持续不绝、
难以完全摆脱的内心紧张
这一现象提示
我们注意到
近世中国士人
的人格成长
通常是在
两种空间力量的
型塑之下展开的
一种是
由朝廷、科举、宗族
等制度性因素支撑的
（以父权制为根基）
威权空间
它为儒家价值观的
社会下沉和铺展
提供了主要途径
也是
读书人实现
社会认同的主要手段
更是儒家“强者”性格
的重要表征
其力量主要通过
以“礼”为核心的
等级秩序展示
另一种力量
则是非制度性的
即是在家庭内部
由母性角色
提供的
情感哺育
尽管
它也是在儒家
正统价值规范
的辐射范围内
且主要是
补充性和
救赎性的
而并不是
颠覆性的
但它
毕竟为人们
开辟了一个
更为温暖的
更具弹性的
实践空间
满足了
人在成为“强者”之外的
另一种情感和心理需求
对于威权空间起着
均衡和弱化的作用
（但同时也吊诡性地
支持了后者的运转）
然而，在颜元那里
两个空间的作用力
极不对等：
情感空间的力量
不但明显比较弱
其作用方式
更加是进一步强化了
其思想中的威权因素
——
对于温暖的
家庭生活的
想象
为他
强化人伦
等级秩序、
建立父权制
提供了更加
坚实的基础
这个“强者”的生活中
人的软弱性不值一提
——
却也始终
未曾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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